二就二啦

MBD，新地王居然就出在望京那破地儿，简直无语了。。。这些杀千刀的。。。下面转一篇相关文章：
两会后的北京地王说明了什么？
真搞笑。两会上超过50%的提案，超过70%的代表委员对高房价的民声，在地王面前被彻底失声。数千代表委员，有的刚刚离开北京有可能还没到家，就被北京市政府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大叫“送客”。硕大的地王，不仅楼面单价超历史，而且时机地选择也颇耐人寻味。
地王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中国社会，什么民生、公平、尊严都是过往云烟，只是和纳税人的财富一起飘散。高房价唯我独尊，舍我其谁？ 
网上报道说，3月15日，经过84轮激烈角逐，远洋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以40.8亿元将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1号地收入囊中，折合楼面价高达2.7万元/平方米，成为目前北京楼面单价地王。该地块位于朝阳区崔各庄乡大望京村，具体位置为：东至京顺路通线，西至京承高速公路，北至北五环广顺桥，南至北四环。该宗地将以“六通一平”的形式挂牌出让。建筑控制规模 169537.2平方米。
潘石屹算了一笔账，这块地的销售单价达到4.5万元/平方米，才可以有10%的利润，从此，北京的北四五环之间又有了一个高房价新的标杆。可是，他真的只是一个高房价的标杆吗？不。这个标杆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标杆。
这个标杆告诉民众，代表委员不可信，民意不可信，所有关于二次房改，关于住房民生，关于遏制投机，关于那么多举起来的手，都不可信。可信的是，政府需要钱，需要把土地卖一个好价钱，才有白花花的银子花。因为如此，这个标杆的意义才不同凡响。
一切都没有改变，两会只是一个秀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过，这对中国社会是个提醒，在对待高房价的问题上，仅仅只是宣战已经没什么用，还要寻找体制的创建和民生的独立。招拍挂这种住宅用地的供应模式不适合中国民生，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保证住宅用地的民生化，很多社会保障的设想都是纸上谈兵，都是不可能落实的。
这个地王真是一件好事，相信将促使更多的人警醒，一起来寻求中国民生住宅的解决之道，绝不能将所有土地都拿去为高房价摇旗呐喊。我们应该质疑地方政府处理土地资源的合法性，应该促使每一年用于社会保障住宅用地的解决。在此，我们要向国土资源部发问，国19条所规定的70%的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宅和社会保障用地，如何才能向民众保证？（原文链接：http://qzone.qq.com/blog/348973589-1268662119 ）

    骂出了我对国足多年的纠结与怨愤，写的太好了！！举国机制不是这么玩儿的，搞搞两弹啥的才是正道，体育是种竞技但更重要的是运动是健康是活力。
“吹伪组合”摧毁中国足球
                      ——黄健翔
     最近的一个重大新闻：《崔大林：初定国奥打中甲》。吓死个人，但是真的。
     请问，打中甲的队员谁来发工资奖金？他们当中那些本来在中超球队有上场机会的人是打中超更锻炼自己还是打中甲更好？请问这就是所谓的“优势项目成功经验”吗？——我反对！反对的请站队！
    崔大林对此话题并不回避，甚至反问记者：“你们觉得这个做法好不好？”
    请明确告诉我们是谁提出的这个建议，就像两会代表的提案一样，公开给我们来源。让我们查一查他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再请问：世界上除了我们鸭绿江对面的邻国，还有哪个国家会这样做？这是“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措施吗？未来的国奥队主教练愿意这样吗？那就意味着一年当中，假如他忽然看中了其它中甲队的适龄队员想调进国奥队的话，这些队员就会在原来效力的球队名单上消失而出现在国奥的名单里继续打同一个联赛，这样的事情假如不予限制可以频繁随时发生。那么请问：国奥报名多少人参加中甲联赛？25？35？55？难道这一年里主教练看上的这些人之外的新生力量就不能入选国奥只能等明年了？这样恐怕会让国奥队主教练感觉好奇怪吧，那就只能请本国教练来了，他们听话。外籍教练会理解不了的。
    让我们共同期待世界足球一大奇观：在2010赛季中甲联赛有一支叫做国奥的队随时可以从其他对手那里把最强的队员调过来披上自己的球衣，如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场解放”战士（被俘的国军），枪口一转就打向原来的战友。当然他们也随时可能因为表现不佳或者伤病原因再被发回原队。一个赛季里国奥队进出人员若干人次可以直追当年的一百单八将。中甲其他队伍都是该队的兵源补给站。这比赛还能打吗？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宣布：凡是不敢接受我黄老邪对话的足协负责人，无论他是前台傀儡还是幕后垂帘，必定都是怀揣阴暗肮脏还自以为天才创新思维的开历史倒车的人。所以他们才会说出：“你觉得好不好？”这样的话来。请不要侮辱我们的智商——请问你狗屎好吃吗？
    打听了一圈，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中国球迷：下赛季国奥队打中甲联赛已经生米煮成糊饭了。这样的行为号称是为了2014，我看不用等到2014，中国足球就“2012”了。
     拿我们当傻子啊？现在的国奥队员（89后），有几个能在2014的世界杯预选赛（2012年开打2013年结束）打上国家队主力的？
    打中甲锻炼人还是打中超锻炼人？亚洲其他对手的国奥队怎么解决队员比赛少的问题？集中一个年龄段的最好的队员长期圈养，押宝一次大赛，显然只是为了长官自己任上出政绩。对足球发展有利么？合理么？符合规律和潮流吗？中甲比赛如何计分排名？假如国奥不计算成绩不算排名，各队为什么要跟他们全力拼呢？他们能得到锻炼吗？
    说什么“国奥打中甲”，分明是政绩工程的马甲。举国体制办大事集中力量闭门造车的那一套：集中最好的队员创造最好的条件长期封闭集中苦练，吃好住好练好管好，就不信不能奥运拿牌！说不定还有不能说的秘密呢，比如什么秘方之类的是吧。哦对了，秘诀之一是女子柔道摔跤跆拳道都找男选手陪练肉搏，这样女选手打国际比赛时面对那些黑人白人和黄脸女人时，简直就像大人摔小孩儿一样轻松。这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和秘诀。国外运动员可很难花钱找到男陪练，哪里比得了咱们这些国家养的特种部队。
    女人派男人陪练，国奥只能派畜生陪练了，因为必须要找比自己厉害的陪练才便于提高啊。或者找前边踢了某人脑袋的驴吧，脚下功夫真不错，都给踢成这样了。然后练成绝世神功的国奥队员们在取得好成绩之后都会由衷地说：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领导，感谢教练，感谢那头驴，是它把我们踢出来的功夫，没有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从韦迪上台后提出的几个目标里根本不谈青少年足球，不谈学校体育，只谈2014年世界杯出线、只提亚洲一流，就知道他们还是GDP思维。狐狸尾巴这么早就露出来了。什么“崔韦”组合，我看是“摧毁”和“吹伪”组合。
    这些举国体制的成功者和受益者就是不肯相信：他们那一套国家圈养体育特种兵，专业打业余、有钱打没钱国家打个人的所谓金牌路线，搞些个人项目如水上（还不能是人家很普及的），花大钱长期训练请外教传授，是可以放几个卫星的，唯独最普及最职业化和国际化的团队项目他们真的统统玩不转。这个真没有。他们不见棺材不落泪。可是中国足球凭什么回回陪着倒霉！？我们球迷凭什么回回跟着掉泪？！
    咱们的优势项目运动员当然该拿金牌，他们太幸福了，除了训练比赛什么都不用管，人家外国的运动员吃住行训练比赛和经费都得自己操心。世界足球职业化大潮流发展至今天，“吹伪”还想用举国体制的办法集中二三十人“三从一大”长期集中放一次卫星，就算世界杯出线一次还不是昙花一现杀鸡取蛋贻害无穷？
    最后请问：谁TM跟你们要2014了？你们这样就能2014放卫星吗？我给你们支一招：赶紧花钱买通全亚洲的裁判吧，从现在开始提前培养，比这个国奥打中甲管用多了。你们不是就想放卫星吗？不见邻国的世界杯成功经验吗？这样花钱我们没意见。好钢用在刀刃上，钞票用在裁判上。

反思中国模式，终结北京共识
李华芳 
三十年的接近2位数的GDP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的大手笔刺激计划，以及宏观数据上8.7%的V型复苏，值得为中国喝一声彩，但要欢呼雀跃却为时过早。坚守“居安思危”传统的中国人不应沉醉于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赞美声中。
在民主法治缺失不彰、行政干预强势依旧的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路线图，所以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财富与权力相结合促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
那么中国模式真的独树一帜吗？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个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政治上无竞争，经济上高速增长，一度被认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参见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这与伯格斯坦以“G2”和尼尔·弗格森以“中美国”模式来褒扬中国，并无二致。但巴西在失落的十年后一蹶不振，中国是否会步其后尘，值得警惕。
经济史上的发现也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样也是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陈志武称“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并无特殊之处。当然，正如周其仁所言，中国一定是作对了一些事情，才能使经济在特定时期获得高速增长。
问题是，中国作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么？邓小平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遵循了“改革产权、开放贸易”的经典增长策略。同时人民币采用了盯住美元的策略，得益于美元在过去的稳定表现，中国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币值。这一较为稳定的货币制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一切并没有特殊之处，经济成长期的巴西、印度、以及韩国经验都是如此。
同一种经济学会有不同的政策处方，但究其背后的原则却是普世价值的支撑。中国模式特殊论的支持者有意无意犯下了用特例否定普遍原则的过错。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政策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原则。
即便退一步说，中国在特定阶段的选择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增长模式，那么这一模式可以持续吗？
根据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的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在大幅度推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何以不减反增呢？
政府财政收入只能来自个人和市场，而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高于GDP增长1.1%。意味着尽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间获得的份额就相应减少。而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在与个人和市场的竞争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投资不仅边际收益递减，同时也挤出了民间资本，使得无处可去的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推高了资产泡沫的风险。
另外，经济刺激计划大量依靠银行资金，疯狂的信贷可能造成大量的呆坏账，造成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也表明依靠财政投资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维持未来的增长。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进行出口，造成的是积累大量美元储备的外部失衡。
因此，不管是出于防范未来的银行风险、还是推动未来的产业升级考虑，都需要增加消费这一头以获得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009年营业税增长18.2%，企业所得税增长3.2%，这限制了来自企业方面的消费。而底层劳动者收入增加缓慢，抑制了个人消费方面的增长。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动的劳动者要为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支付极高的代价。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阻力。
因此中国当前似乎选择了一种经济模式：政府收入增加远远超过GDP，政府大量支出却没有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极其不公。这恐怕不是值得赞扬的“中国特色”。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并无特殊之处，是应用普世原则的自然结果而已；另一方面即便有所谓“中国特色”，背后隐藏的结构性危机亦不容小觑，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底层劳动者负担重收入少等问题，会带来外溢的社会风险，需要慎重对待。
因此应该反思“中国模式”，避免掉入虚妄的幻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进一步深化改革，减负增收，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来源：嫣牛博，文章链接：http://www.bullock.cn/blogs/lihuafang/archives/99003.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