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就二啦

反思中国模式，终结北京共识

李华芳 

三十年的接近2位数的GDP高速增长，金融危机后的4万亿的大手笔刺激计划，以及宏观数据上8.7%的V型复苏，值得为中国喝一声彩，但要欢呼雀跃却为时过早。坚守“居安思危”传统的中国人不应沉醉于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赞美声中。

在民主法治缺失不彰、行政干预强势依旧的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路线图，所以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而财富与权力相结合促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断言的：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而经济自由要求各种政治自由与民主的蓬勃发展。

那么中国模式真的独树一帜吗？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个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政治上无竞争，经济上高速增长，一度被认为西半球巨人，可以在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参见黄亚生《中国模式有多独特》）这与伯格斯坦以“G2”和尼尔·弗格森以“中美国”模式来褒扬中国，并无二致。但巴西在失落的十年后一蹶不振，中国是否会步其后尘，值得警惕。

经济史上的发现也表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样也是世界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陈志武称“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并无特殊之处。当然，正如周其仁所言，中国一定是作对了一些事情，才能使经济在特定时期获得高速增长。

问题是，中国作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么？邓小平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遵循了“改革产权、开放贸易”的经典增长策略。同时人民币采用了盯住美元的策略，得益于美元在过去的稳定表现，中国维持了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币值。这一较为稳定的货币制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一切并没有特殊之处，经济成长期的巴西、印度、以及韩国经验都是如此。

同一种经济学会有不同的政策处方，但究其背后的原则却是普世价值的支撑。中国模式特殊论的支持者有意无意犯下了用特例否定普遍原则的过错。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政策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原则。

即便退一步说，中国在特定阶段的选择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增长模式，那么这一模式可以持续吗？

根据中国财政部日前披露的2009年财政收支情况，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执行初步统计数为68477亿元，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11.7%。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在大幅度推进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何以不减反增呢？

政府财政收入只能来自个人和市场，而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8%，高于GDP增长1.1%。意味着尽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间获得的份额就相应减少。而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在与个人和市场的竞争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投资不仅边际收益递减，同时也挤出了民间资本，使得无处可去的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推高了资产泡沫的风险。

另外，经济刺激计划大量依靠银行资金，疯狂的信贷可能造成大量的呆坏账，造成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也表明依靠财政投资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维持未来的增长。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进行出口，造成的是积累大量美元储备的外部失衡。

因此，不管是出于防范未来的银行风险、还是推动未来的产业升级考虑，都需要增加消费这一头以获得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009年营业税增长18.2%，企业所得税增长3.2%，这限制了来自企业方面的消费。而底层劳动者收入增加缓慢，抑制了个人消费方面的增长。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动的劳动者要为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支付极高的代价。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阻力。

因此中国当前似乎选择了一种经济模式：政府收入增加远远超过GDP，政府大量支出却没有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极其不公。这恐怕不是值得赞扬的“中国特色”。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并无特殊之处，是应用普世原则的自然结果而已；另一方面即便有所谓“中国特色”，背后隐藏的结构性危机亦不容小觑，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底层劳动者负担重收入少等问题，会带来外溢的社会风险，需要慎重对待。

因此应该反思“中国模式”，避免掉入虚妄的幻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进一步深化改革，减负增收，扩大内需，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来源：嫣牛博，文章链接：http://www.bullock.cn/blogs/lihuafang/archives/99003.aspx）